关键词：燕京学派;乡土社会;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精神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的是燕京学派在魁阁时期关于工业研究的核心思想。燕京学派始终将更高的社会价值赋予乡土工业，认为乡土工业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转向工业社会的基础。究其原因有三：(1)大工业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无法解决，乡土工业的现代化缓冲了理性化个体出现带来的社会解体危机。(2)大工业不是唯一进入工业社会的途径。西方现代社会阶层化的组织方式主要得益于产业革命的结果，本身具有特殊性。(3)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了工业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与新的社会组织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决定性的。

　　关 键 词：燕京学派;乡土社会;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精神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燕京学派’的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项目号：18BSH001)的阶段性成果。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到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随即成立了一个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研究工作站，吸收了多位来自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者(费孝通，1999a：380)。不久，工作站迁到呈贡魁星阁，因此得名“魁阁”。“魁阁”作为社会学“燕京学派”关键的研究阶段，在费孝通的擘画下，开展了一批关于城乡工业的比较研究，奠定了“燕京学派”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基础。1943-1944年访美期间，费孝通将这批研究分成两个部分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一本以他和张之毅所做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合编而成《被土地束缚的中国》(1945)，另一本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内地女工》和他的一篇长篇说明《书后》合编成《中国进入机器时代》(1944)。前者如他所说，提供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背景。因为在中国内地，现代工业和商业影响才刚刚开始”(Fei & Chang，1949：vii);后者则是接着《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而来，针对战时学者和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只有城市之光能改善乡村社区的观点所展开的工业中人的因素的研究(Shih & T'ien，1944：xvi)。①这两个部分的主题分别是乡土工业和大工业，两者在问题意识上有连续性，共同构成了“燕京学派”魁阁时期对农业社会及其如何过渡到工业社会的整体理解。②

　　费孝通及张之毅等人写于1946年的《人性与机器》一文，曾鲜明地提出了对乡土工业和大工业的关系的看法。文章非常清晰地讨论了如下问题：(1)战后经济建设必须重视手工业，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理由;(2)机器大工业在西方社会造成的弊端及其根源;(3)手工业如何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弥补其机器不足的弱点，其避免大工业弊端的长处为何;(4)因此手工业在战后经济建设中应占据优先地位(费孝通、张子毅、张犖群、袁方，1946：6-28)。对于燕京学派来说，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关系并不只是技术问题，它关涉社会组织的重建及其结构变迁。本文将从这个角度，结合燕京学派的经验研究，试图理解为何工业化方案会优先考虑手工业;以及平衡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关系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意义。

　　乡土社会的工业化

　　从《江村经济》开始，费孝通就在讨论乡村手工业的问题。江村的家庭手工业和缫丝合作工厂已经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经典案例。并且，他的这些讨论和托尼有关(杨清媚，2019)。

　　托尼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中曾指出，当时中国大部分的织布业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由家庭或小作坊经营。不仅如此，与机械生产和大规模企业组织同时并存的，还有数百种仍然没有采用西方工业方法的工业行业。在这种小企业或小作坊的组织结构中有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家庭作为一个工业单位，家庭中不只有父母子女，往往还包括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及旁系亲属在内的一个家族;第二条线是独立的手工工匠。这两条线分别形成两种形式的工业制，这种工业制在英国统称为小业主制度。一种是手工艺匠人在小业主的作坊里做工，另一种是为商人加工产品，商人负责提供原材料和资金贷款，并负责销售产品。第一种形式的业主是一个直接与市场打交道的独立生产者，第二种形式的业主是由批发商雇佣的承包商，也即包买制;两种产业组织形式互相重叠。小业主制度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都非常普遍。而且就这种工业制度中，正在产生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托尼，2014：116-120)。托尼认为，“作坊中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机械与人的关系”;费孝通也多次表达类似的意思。③

　　托尼所说的两种形式的工业制，在江村、易村和玉村都有具体讨论。在江村，是家庭手工业。在易村，编织篾器和造纸分别对应着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两者的差别在于，作坊能够利用进步技术和人力之外的动力，获得经营的利益，从这里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费孝通，1999h：8-9)。纸坊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原来也是一种家庭手工业，但是因为其生产工具的特点，不能采取家庭经济的平均继承原则，所以在继承中仍旧采用合有的方式。合有是指大家共用一套生产工具，各自生产。④纸坊一般都雇人来生产(张之毅，2006a：271-275)。玉村则是织布和养鸭，虽然织布在村落经济总量上占比不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织布厂，一个四川商人将织机和原料发放给纱户，并从他们手中包买成品(张之毅，2006b：405)。易村的纸坊和玉村的织布正对应着托尼所说的独立生产者和包买制;由于两者经常互相重叠，越向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则包买制的特点越明显。

　　张之毅认为，无论是易村还是玉村，作坊工业造成的是商业资本对当地工业资源的垄断，掌握商业资本的可以是家族可以是个人，这种垄断的结果是囤积的资本流向土地(张之毅，2006b：405-406)。费孝通则认为，以合作的方式来组织乡村工业，就可以避免这种结果;合作的原则是一种新的集体原则的运用，使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内在联系起来，发生新的组织关系，并一定程度上克服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过于分散、彼此毫无关联的弱点，提高其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费孝通，2005：187-188)。

　　有学者指出，包买制普遍出现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并且在现代经济中复兴的现象，其背后蕴含着的伦理道德的社会基础有待揭示(傅春晖，2014)。实际上，华勒斯坦(I.Wallersein)曾指出，英国16世纪乡村纺织工业的兴起与18世纪乡村纺织工业的兴起本质上并非一回事;前者是羊毛纺织，属于乡村共同体经济的一部分，后者是棉纺织业的大工业生产扩散到乡村所致(华勒斯坦，2013：17-18)，两者不一定共享同样的伦理基础。从江村研究开始，费孝通关注的是后一种，即，在真正的工业革命阶段乡土工业的命运。

　　江村缫丝工厂的建设者逐渐发现，越到后期越不是独立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更新和村民观念的转型(费孝通，2005：180)。比如，工厂只教会女孩子如何缫丝，而没有教社员如何当工厂的主人;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实现由人民管理，类似于社员全体大会这样的新组织，就不能发挥其作用。

　　但是，缫丝工厂作为现代工业为乡村带来了现代人格转变的可能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女工的精神世界的变化。比如一个女工与别人发生了婚外恋并同居，等她回到家中的时候，公婆和丈夫仍旧接纳她(费孝通，2005：198-199)。从这位大胆的女工身上，我们看到她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已然不同。工人这个新职业的出现，必定会带来不同于农业职业的理解。

　　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反思

　　如开篇所言，接续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以及费孝通对英美社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察)。1944年他为史国衡《昆厂劳工》一书所写的《书后》，应该视为“魁阁”工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声明和总纲领。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在大工业化环境中，现代人格的塑造;(2)现代工业自身的症结;(3)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这些问题，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焦点从“从农业到工业”转到“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进入无组织的社会生活”(费孝通，1999f：189)，也是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问题转变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学问题。其中，前两点实为一体两面，第三点是综合和提升。

　　本文先讨论第一点和第二点。由于组成现代人格的要素很多，这里仅列举了工作效率和生活样式。

　　在乡土工业研究中，已经有现代人格出现，例如费达生。她自信她工作的意义绝不在于使农民增加一些经济收益，而是指向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一种平衡的文化：“在这信仰上，我们才能为国家，为我同胞服务”(费孝通，1999i：254)。

　　在现代工厂中，工人是否具有现代人格首先表现为他是否具有现代职业伦理。如费孝通所说，“工业化的过程具体地说来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农民脱离农村走到工业都市去谋生，是一个个人生活习惯的改造，是一个个人生活理想的蜕化。这一批人脱离了农村，原有的农业组织必然发生变化。同时，这辈带有土气的农民能否顺利变成工人就成了新工业是否顺利诞生的关键。”(费孝通，1999f：167)这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⑤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将工作奉为天职有系统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韦伯，2007：40)。这种心态刺激人不断拼命工作。

　　史国衡在昆厂看到，工作效率不是物质和工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工人的心理问题。入厂动机、对技术的看法都影响其工作效率。从农业进入工业的人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与农耕截然不同的技术结构，以技术决定职业技能等级和待遇。在昆厂，外地技工和内地工人因此分成明显的两类。前者由于出身和经历受过一定技术训练，在眼界和自信心上超出后者。史国衡认为，这种等级差异根源不在于智力水平或者经济、文化背景，而在于内地工人自己的志趣。内地工人不将工业视为终身事业，这是导致他们与工厂生产难以兼容的根本原因(史国衡，1946：18)。如表1所示，受过教育的外来青年技工有更高的职业自觉，但是学校教育并未构成单独的自变量，因为内地工人中即使是有同样教育水平的学生，在入厂动机上也与农民并无差别。爱国主义在这里对应着韦伯所说的信仰动机，而在工厂中有过工作经验能有效增加工人的职业黏着度。

　　表1 昆厂工人入厂动机⑥

　　外来技工入厂动机 内地工人入厂动机 年龄段 教育程度 经济负担 志趣 驻业 离原业动机 原业 驻业 青年 较高 较轻 为爱国和抗战 较持久 避免兵役 农民、学生、商人、赋闲、工匠 暂时性 经济动机 军警局丁、工匠、农民、学生、失业 中年 较低 较重 为生活 求社会地位 学生、赋闲、公务员、工匠 躲避社会纠纷 商贾、工匠、未就业

　　同时，工人在传统经济中形成的对技术的看法，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在工厂中的工作效率。首先，内地工人不理解现代机器工业分工精细，每个岗位面对一个固定的加工环节，机器越进步，人工工作越单调。这不同于手工业，产品越精巧，技巧就越复杂。所以进厂之前期望太高，进厂后难免失落，没有动力。其次，现代工业是分工合作的生产，无须掌握一套完整的手艺。内地工人从帮工做起，一开始只是包电线，所以总想升等。没想到升等了之后只是换一个复杂点的环节，倘若离开机器和工厂，单凭自己并不能生产。再者，对于外来技工来说，手工业传统仍有影响。他们倾心于作坊式的工业，以及师徒和师兄弟的关系;对于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埋没个性的工作，并未完全习惯(史国衡，1946：49-58)。不仅如此，技工们还会利用团体控制的方式不许别人来多做工，尤其是觉得工厂对工人不好的时候。这些控制手段包括动员、威胁，以及各种浑水摸鱼的招式(史国衡，1946：61)。在史国衡看来，工人要形成职业伦理，主观上必须与旧的经济心态完全切割。这个需要将工人最大限度地稳定在工业内才能实现，所以要从客观物质和心理方面同时入手。

　　与史国衡追求效率有所不同，田汝康对女工的研究认为，情感是她们进入工厂、决定其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工厂在物资设备方面差一点、工资少点不打紧，只要工厂管理者尊重她们，甚至管理员能多对她们露一点笑容就可以使她们心怀感激而加倍努力(田汝康，1946：186-187)。女工们寻求外界的情感支持，通常她们在家庭生活缺失的，是一种生活理想。工厂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对此有所意识并有所顾全。

　　田汝康的研究表明，女工在工业中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其保有会遭遇更多外在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家庭这个问题单纯在工业和企业内部无法解决，得靠整个社会环境和舆论的改善：对待女性应当更多公平和尊重。但工厂能做的是，认识到保护女性权益是现代文明的伦理要求，从而将女工纳入其社会责任之中(田汝康，1946：195-197)。这貌似与工厂效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今天看来，却是超前意识到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工厂和社会之间如何有更好的衔接，减少角力。

　　2.生活样式

　　韦伯谈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这种“伦理”的至善是禁欲的、纪律化的生活样式(韦伯，2007：28-29)

　　史国衡观察了昆厂劳工的工资、消费、休闲娱乐和厂风等情况，总体看来离资本主义的生活样式仍有距离。比如工厂安排工人加班，本意是减少工人空闲时间因无所事事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同时还能让工人挣更多工资，但是工人却将白天可以干完的活儿挪到晚上去，使得工作效率反而降低了。又如消费方面，外来技工如无家眷要养，则自己不会储蓄，收入都花在吃喝玩乐上，甚至有的抽大烟、赌博。内地刚进来的青年帮工，也学着买衣服打扮，最热衷于看电影。但也有个别工人对文化和政治时局很感兴趣，自己买书看，与其他工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史国衡，1946：75-105)。

　　史国衡还谈到了工人和职员之间的阶层分立问题，认为传统社会关于劳力和劳心二分的看法仍旧在影响着工业环境。费孝通同意史国衡的观点，同时补充，虽然劳心和劳力二分观念还没有改变，但是传统的事实已经变了。管理工厂的职员和做工人的农家子弟之间，因来源不同，在礼仪、谈吐、举止、态度上已有明显分化。换句话说，职员和工人两种生活样式之间是巨大的社会和精神鸿沟。前者更接近现代性，后者更偏向传统主义。从工人到职员的上升路径面临严重阻碍，这种无望和无力感是工人消沉、愤懑乃至对社会不满的心理源头(费孝通，1999f：185-186)。抑制和改善这种分化带来的心理效应，实际需要不断平衡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压力，缩小分化距离。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并不像史国衡那样，以法律作为社会结构理性化的唯一标准。

　　3.反思大工业

　　面对大工业社会的冲突，费孝通在《书后》首先讨论了现代工业的病症，他主要援引了勒·普雷(Frederic Le Play)和涂尔干的思想。已有学者指出，费孝通借鉴了涂尔干的“法团教育”观点，通过职业团体来孕育道德个人主义，为现代团结提供基础和中介(闻翔，2018：160)。

　　但应该指出的是，对“社会团结”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向“共同体”的探索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广泛共享的主题。费孝通早在学习派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的时候就讨论过“共生”和“契洽”的问题(费孝通，1999j：145-146)，同样，在这里他也用“契洽”这个概念来解释勒·普雷和涂尔干对工业社会最高程度的道德团结的憧憬。他认为，勒·普雷的《欧洲劳工》指出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不同社区团体和个人关系越发失去亲和感，并且发生三种弊端：财富加深了人与人的对立、科学知识的增长减少了文化习俗的威信却使人与人之间疏远、社会秩序依靠人为的暴力维持(费孝通，1999f：187)。⑦这些讨论总结了现代社会疾病的表象。“勒·普雷学派”将亚洲、北欧和法国纳入比较研究视野，讨论三者各自的文明传统与工业化的关系，但是后来因涂尔干学派的竞争而日渐衰微(郭丽娜，2016;Higgs，1890)。费孝通认为，涂尔干的继起进一步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问题归之为一种失去生活意义的砂砾般的个人，这对城市生活似乎过于悲观了(费孝通，1999f：188)。⑧

　　费孝通对勒·普雷和涂尔干思想的引用，主要是为了论证现代工业社会的危机，但他的主要经验依据是来自对美国社会的观察。1945年的《初访美国》，费孝通想找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脉络(费孝通，1999g：281)，1947年的《美国人的性格》，是讨论生活方式塑造了美国的人格的理想类型。

　　首先，北美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过来的，欧洲中古封建的社会共同体，没有在美国出现过。在北美这个文化真空驰入的，不是有组织的文化单位，而是对于传统制度已失去好感的亡命者。“自然的发现”(科学)和“人的发现”(民主)两股新势力在这里得到了实验和实现。但是这两者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对立。早年美国的独立小农中，对于民主的看法偏重于平等，这个精神凝结在《独立宣言》中。而科学发达引起的工业革命及其所造就的城市(主要在工商业阶层聚集的滨海地区)则将民主解释为自由，并落实在美国宪法中。其结果是，后者鼓励了经济自由主义，但在自由竞争中可能含有的不平等事实却被遮蔽了。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幸福和生存保障。(费孝通，1999g：251-254)

　　美国工业是在消极的民主精神中发生的，它庇护了大企业，而大企业的目的是为投资者创造利得。所以工业中的普通劳工感觉这些工业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一直到罗斯福执政之前，美国法律政策都是限制劳工对经营活动的阻碍的。劳资关系是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而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工人大量失业(费孝通，1999g：268-273)。

　　其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发展使人丧失了作为整体的人的意义。费孝通指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在生活中能够获得一个综合的意义，意思是人平时做事，每件事之间都有关联而且有一个综合意义，因之他会对这些事有兴趣，做起来有劲。这个综合的意义托着他所做的各种事情，他才会觉得人生值得并感受其美好。工业社会将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意味着人不过是剔除人性的配件，服务于一个超出人的合作系统(费孝通，1999g：264-266)。理性化的极端导致人性的丧失，这是现代人格内在的无可治愈的缺陷。

　　美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基督教新教。这种精神就在于承认不完全的现实秩序同时不放弃对完美秩序的理想(费孝通，1999g：313-314)。这种理想主义包含了求真的热忱，使科学的出发点奠定于非实利的动机。二是因为罗马法的遗产。“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西洋社会解组的趋势并没有很快走上危机，因为现代技术虽则一方面打破了社会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却增进了一般人民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有充分的时间，逐步地用‘法’把社会关系维持下去”(费孝通，1999k：311)现代社会是acquisitive society(不餍求得的社会)，与匮乏社会相对照(费孝通，1999g：246)。如果没有这种理想主义及其推动的“法”的不断进步，只剩下纯粹的实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那就彻底没救了。

　　“新”社会组织

　　《书后》最后出现的，是对新社会组织的展望;但是费孝通并没有详细论述“新”的内容是什么。在他看来，无论这种新社会组织是什么样的，总有一部分会不断与传统结构形成对话。传统的结构，因其哺育人以所需的契洽，遗留在新时代成为非正式的潜在结构，一方面满足着人们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费孝通，1999f：194)。我们只能根据他不断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比较，尝试探索其内涵。

　　费孝通曾提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其社会组织特点像捆柴，几根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根柴也都能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清楚不会乱。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费孝通用这个比喻说明，从个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团体之间是有界限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差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个人可以参加不同团体，但是团体的界限始终是分明的。团体格局先有一个共同的架子，每个人与之发生联结，然后才相互联结。团体格局里的道德、法律观念都依照个人和团体的关系来实现。比如“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国家”;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费孝通，1998：25、31)。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二分，并非直接对应西方和中国。西方社会也有差序格局，只是以团体格局为主导;中国乡土社会也有团体格局，比如钱会、保甲，但是以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为重(费孝通，1998：37)。

　　综述这段内容是为了说明，工业社会属于团体格局占优的社会组织。这并不是说，城市天然就是工业社会，而乡村就是农业社会;也不是说城市就比乡村更容易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为了区别城市化的问题，费孝通有时候也用“工业文明”或“机器文明”来表述工业社会。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大概关键就在于这类团体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江村研究谈到的缫丝合作工厂，在此不再赘述。此外，还有“互助会”、禄村的“賩”，作为一种信用互助组织，一方面避免同族亲属入会，另一方面侧重于没有亲属关系的朋友入会，其原因就在于避免太多的人情，减轻社会关系的负担。又如街集，平时大家都是邻居，来到这里以后暂时抛开原来的社会关系，一切买卖当场清算。在从街集贸易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寄居在血缘社区边缘的外人/客人就成为商业活动的中介，村里人可以跟他讲价钱，当场算清，不用觉得欠人情(费孝通，1998：74)。集市的意义在于，商业是在由地缘建立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发展，而地缘是契约社会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契约的保障，一方面靠信用，另一方面靠法律。法律执行的是一种同意的权力(通过协商和契约授权)(费孝通，1998：75)。

　　在194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中，田汝康在最后一章着重分析了滇缅公路开通后产生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的社会结构。比如土司成立了一个农业救济公司，贷款给极度缺乏资金的寨民，后来又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来鼓励寨民从贷方赎回土地。在公司开办以后，土司衙门变成了一个商业公司，官员们不断处理土地买卖争端的案子，一天工作九个小时，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这种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伴随着摆夷社会价值的变化，人们一门心思做摆的情形少了，连土司也表示不想做土司，只想做生意，将来还要建工厂(田汝康，2015：116-118)。但是，田汝康关于纺织女工的研究谈到女工们利用亲属、同乡、宗教的联系来组织她们在厂的生活团体，比如在宿舍里，她们构拟了一个假的家庭形式，编造家庭成员关系的细节。这种小团体也即费孝通所说的“非正式的潜在结构”，仍旧是差序格局的延伸(田汝康，1946：184-185)。

　　史国衡在《昆厂劳工》里谈到，有一个从科学仪器馆出来的工人小朱，他的一个师兄要办一个报纸宣读会;这个宣读会就是一种工业中的新团体。此外，类似的还有工人补习班，教授英文、书信写作等(史国衡，1946：104)。然而在他另一项关于个旧锡业的研究中⑨，史国衡讨论矿业企业如何从一种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制度转变为现代企业时，也表明这种新社会组织的出现可能非常困难，需要以政治权力格局的改变为前提。他指出，在矿山特殊和极为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工人对抗的方式是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一起上井和下井，休息时一起跳舞等，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并不具备团体格局的要素。同时非正常的社会关系也经常出现，如同性恋(通常伴随性侵犯)、暴动(史国衡，2011：39-41)。他也详细描述过个旧有名的那些矿业“企业家”及其二代的行为，笔触非常生动：比如光着身子自杀(为节省衣服)、邀请社会学教授做自己的商行翻译、因为妻子没有通过“奥德修斯考验”愤而将财产用来盖了座庙等(史国衡，2011：15-19)。我们能够理解，目睹矿山这一类可能是近现代中国最黑暗的工业时，史国衡的同情和忧虑，所以也不意外他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永远不能有效地、平滑地与现代工业化相叠加，因为“现代工业化的基础是普适法律体系而不是大量不相关的和自私的特殊族群单位”(史国衡，2011：3)。他的态度是燕京学派中最激烈的。

　　燕京学派的工业研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转型研究，而是社会转型研究;从工业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到进入工厂和城市的农民如何谋生，以及在平衡乡土工业和大工业的关系基础上实现一种中国的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可能性。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1)乡土工业和大工业的性质区别;(2)大工业和工业社会的关系;(3)中国的工业社会是否必须依赖大工业才能塑造。

　　关于问题一，费孝通的核心思想一直是试图通过大量的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化，将大部分人口稳定在乡村里，只有在乡村里容不下的工业才在城市发展。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手工业成全人性和社会”(费孝通、张子毅、张犖群、袁方，1946：24)，乡土工业的性质是社会问题。乡土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赖包买制的发展和市场结构的完善。包买制，如前文所说，是一种将家户经济和市场联结的灵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来的社会组织。由此，缓冲了理性化个人的出现所带来的社会解体危机。江村那位与人同居最后回到家庭的女工正是一个例子，在那场危机中，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都要重新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延续这条线索而来。他认为，在乡村熟人社会外部出现的集市，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商店汇集处，然后商业联成街，集合成一个人口较多的以商业为主的较永久社区，也即镇。政府向镇派驻官员管理，又额外给其配上自卫功能，使之形成城镇。小城镇原本是乡村办事处的集合，在现代则是新型的从乡村性的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现代化城市转变的过渡性社区(费孝通，1997a：15)。他考察了台湾的“三来一补”、珠三角的“前店后厂”、河南的“庭院经济”、河南的“公司加农户”等乡镇经济。他设想，一个村子如果人口在一千人左右，一个小城镇十几个、几十个村子，安置人口几万人;若干村围住一个镇，若干镇围住一个中等城市，从细胞到器官再到全身，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组群式结构(费孝通，1997b：50)。这表明小城镇和新乡土经济的本质仍旧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逻辑。

　　与乡土工业不一样，大工业主要依赖资本和技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史国衡和费孝通的研究都揭示了大工业是以人的精神世界的彻底转变为前提，但是，大工业中出现的人的异化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所需要的用品中有些并不是机器所能做的。表现个性的艺术品就是一个例子……大规模的食品和服装工厂的发达，使那些和个人癖好密切相关的用品，也已经有趋于标准化的危险了”(费孝通，1999h：11)。他访问美国城市时所见，以及他和史国衡都援引梅欧的研究显示，这些深刻的社会矛盾、人的精神内在矛盾正是大工业发达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体两面。大工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于大工业促生了工业革命，在西方造成了依靠“阶级”来组织的社会。⑩实际上，美国产业革命完成后，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工商业出现垄断，使经济自身成为权力并反过来控制政治，这激起美国人民的改革愿望。费孝通谈道，150年的美国历史最基本的趋势是财阀和平民两大势力赛跑，在罗斯福之前，平民在政治和教育上弃权加盲从的态度，使他们无法真正利用民主政治保障自己的权益(费孝通，1999g：322)。平民政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包含劳工、小农、小商人、工薪阶层(费孝通，1999g：320、324)，但他们相互之间缺乏共识。在平民之中，只有工人是有组织的;而平民政治如有抬头的一天，也必须从有组织的平民中发动，比如CIO-PAC，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联合其他劳工组织、唤起平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政治团体(费孝通，1999g：329-331)。中国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大工业拆解了原有社会组织之后，却没有产生这一类有效运作的平民范畴;人们并未按经济利益联合，主要依据还是社会习惯。

　　那么大工业是否还有必要?如费孝通所预示的，大工业将我们带入了机器时代——它是一个以举国之力营造的以机器支配人的生产系统和权力系统，对于国家间竞争是必须的。但费孝通坚持认为，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乡土工业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转向工业社会的基础。关于他的这些观点，本文已做了反复申明。此外，大工业本身并不利于吸收劳力，相反，随着技术水平的飞速进步，劳力淘汰的速度会更快。

　　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了工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差序格局过渡到团体格局，可能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在生活方式上充分安顿下来。对此，史国衡认为，工业应该吸收的人力，不是已经成熟的农民(他们是一家农户的骨干)，而是这一代农民的子弟和尚无定业的人口(史国衡，1946：149-151)。费孝通则认为，工业吸收人口可以优先考虑从军队中转化，即“屯兵于工”，士兵从组织性、纪律性来说都比农民更合适(费孝通，1999e：92)。史国衡和费孝通的建议并不冲突，两者都考虑到了从农业社会中出来的人如何转变为适应工业社会的人。不过费孝通的看法可能更长远一些，他认为并非新一代农民子弟进入工厂就会比他们父辈更适应工业化生产，如果在这20年内培养出的新工人，在普通生活中不太健全，那么，把将来工业放在他们肩上，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如何使艺徒不成一座机器而成一个人，意味着艺徒训练绝不是一个工厂内、学校内的事，而是包括家庭、各类团体组织、整个社会化的事。

　　费孝通曾说，西方社会对机器文明弊病的修正，还没有真正能够做到，其结果仍是未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环境中，包括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度中，去寻出一个方式使我们能利用西洋所发生的及其生产来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幸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主体，也只有我们自己有这问题，有这责任，也有这解决的能力”(费孝通、张子毅、张犖群、袁方，1946：4-5)。

　　①梅欧(Elton Mayo)在该书“编辑说明”中指出，费孝通才是这个调查以及这本书真正的组织者、指导者和编辑;他不仅在实地调查中亲自实地指导、讨论，也重新编辑了该书内容。英文版导言和中文版导言略有差异，所以英文版导言应该视为费孝通亦有所参与的写作。

　　②1940年代费孝通有多篇讨论战后经济的文章(费孝通，1999b：1999c;1999d;1999e;1999f)，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后来基本吸收进《书后》一文。在1943年赴美访问之前和之后，他讨论现代大工业的侧重点是有变化的。赴美之前，费孝通指出，战后国家经济重建关键在于以农业发展来扶持工业化(费孝通，1999c：91)。而在美国，费孝通的焦点是对大工业的反思(费孝通，1999g：249-275)。应该说，费孝通关于工业社会的思考与他对英美的理解密不可分。

　　③比如在《人性与机器》一文中，谈到“人和机器的失调，人和机器的成为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中才发生真正的资本主义”“手工业中人和工具的关系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费孝通、张子毅、张犖群、袁方，1946：18、22);在《初访美国》中，谈到“以往人总是主，人可以被奴于人，可是在对物而言，总是主动者。现在，技术变质后，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了”(费孝通，1999g：263)。

　　④比较林耀华在《金翼》中所写的黄东林和两个侄子之间合股经营商铺的例子，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合有并非合股(林耀华，2008)。合有建立在家庭共有制基础上，成员之间凭其身份和习俗平等地共同享有和使用;合股则是一种资本联合的现代经营，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是私有的。

　　⑤参看费孝通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书笔记(费孝通，2016)。笔记显示，他用托尼(R.H.Tawney)的方式阅读韦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一点也不了解韦伯。

　　⑥根据史国衡《昆厂劳工》第35-42页内容整理。

　　⑦勒·普雷以地点、工作和家庭的三合一因素作为分析框架，与派克“人文区位学”的主张亦有一些共通之处(费孝通，1999j：150)。但也要注意，这些共通之处亦是有限的。它们的共同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美国出现的现代城市空间营造和美化运动，这场运动与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实验思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史密斯，2018：45-54)。勒·普雷曾和苏格兰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理论家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一起工作。派克在城市社区研究中不会忽略格迪斯的研究，但是似乎更关注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和库利(C.H.Cooley)关于城市地理区位的理论，萨姆纳(W.G.Sumner)的民风民情研究，以及很关键但常被忽略的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后者是派克讨论心智和城市生活的基础(派克等，2016：204-205、122、140-160)。

　　⑧费孝通认为涂尔干过于强调社会决定论，他曾说，派克虽然受德国集合主义的影响，但是“亦受英国个人主义的浸染，所以和大陆派的集合主义者如涂尔干等大有分别。……派克实在两极端之间，一方并不抹杀个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中的分子绝不是一个生物的机体，是社会所造成的一种person”(费孝通，1999j：143-144)。

　　⑨昆厂调查于1940年夏天开始，在这前后，史国衡进行了云南个旧锡业矿山的调查。1945年在费孝通帮助下，史国衡获得哈佛-燕京学院基金资助到哈佛大学学习，其间基于个旧的材料写成《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手稿现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并由姜忠良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存于一处，均未出版。感谢史先生家人授权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王佳钰的努力，使这本书稿内容能够向公众和研究者开放。

　　⑩或者说“阶层”，费孝通所说的“平民”主要是指按照经济进行的社会分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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